@党员领导干部：春节期间，哪些饭不能吃？

二是要严格组织人事纪律。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兰成长案件发生后，大同市有关机关有很多重要举措：一是通过临时发布《通告》认定兰成长为假记者。从证据上来说，只有一个与兰成长一起去的同事常汉文证明兰成长流露过敲诈的想法，在兰成长已死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以一个人的证言证明另一个人无法对证的证言，则为孤证，是不可能认定的。

而 胡锦涛总书记在此案发生后的特别批示，显然是肯定了媒体和广大民众的愿望，但在对案件的具体批示上又没有陷入政治评判：既没有暗示这是一起记者（或者新闻工作者）深入虎穴、英勇献身的事件，也没有同意大同当局认为这是假记者涉嫌敲诈而导致的刑事案件的说法，而是把它当做一起恶性的伤害致死案件要求查处。对这样一起普通刑事案件批示，当然不是光从命案的严重性来考虑的，因为这样的命案，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每天都有发生。根据以上分析，从最高公安司法部门对刑事案件的处理惯例来看，单就一个刑事案件，公安部作为一个专管刑事案件的部门，不应当会考虑官煤问题、山西省及大同市对兰成长身份的态度问题，所以，决定对兰成长案进行专门批示，不会是公安部的决策。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省委常委、秘书长申联彬和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杜玉林也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大同市公安机关抓紧立案侦查，依法严肃惩处责任人并做好善后工作。兰成长既然没有冒充新闻出版署所认定的那种记者，就不存在假记者的问题。

要理解总书记的深意，就要了解这起伤害致死案发生前后的背景。但是，侦查案件、追究责任，这是公安机关理所当然的责任，所以，在一个案件没有遇到办案阻力的情况下，这样的批示似显多余。③从相关案件如承运西苑盗伐木材的已判刑司机林某亮等人非法运输木材罪（见起诉书），以及已判刑的西苑林业检查站张某等三人接受贿赂滥用职权放行西苑盗伐滥伐木材运输车辆案看，蒋玉湖等人所办再次运输证在西苑案实际运输上也根本没有被套用。

为了充分利用木材资源，提高木材综合利用效益，三剩物不实行凭证运输管理。证人黄某认为所谓跨年度原运输证下一年度不能办是仙游县林业局不成文的规定（见控方1号卷162页），另一证人陈某（原仙游县林业局资源站长）认为仙游县林业局过去跨年度木材办证的规定与闽林［2002］政46号文件有抵触（见控方1号卷164页），这两证词已经非常明确表明所谓跨年度原运输证不能办是土政策，而且与居于上位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相抵触，难道这样的东西也能作为定罪的依据吗？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公诉机关居然把它作为定罪的依据，在起诉书中明确提出擅自办理的跨年度二道木材运输证40份云云。笔者的追问是蒋玉湖案为什么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侦捕控审居然可以关关通过，顺利地把错案办成冤案？正因为如此，所以蒋玉湖案更具有刑事诉讼法的研究价值和标本意义。进入专题： 正义 。

他们逆来顺受且习惯成自然，剩下的只能是乞求神灵保佑，因为供奉给神灵的成本很低，而且能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自慰。如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村民佘祥林杀妻冤案，他以及他的家人为了正义诉求付出惨重的代价：自由、健康、家庭乃至母亲的生命，还无法实现。

三、审判与申诉、上访2005年3月24日一审法院审理认定45份杉木片再次运输证在仙游县西苑案实际使用上依法均属于无效证件，并认为辩护意见均无理，不予采纳，判决被告人蒋玉湖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他们办案并不依据真相如何，而是依据利益的所在。再次，腐败因素的影响。县人大领导只好从检察院悻悻而归，告知上访者没办法你们去市人大再上访吧。

五、追问与声明 追问：蒋玉湖案与2005年暴露出来的聂树斌、佘祥林等重大冤案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基本可以排除刑讯逼供也没有任何证据，后者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一些证据。以本案为例究其原因主要有：1、司法体制原因。本案蒋玉湖所办再次运输证与西苑盗伐滥伐及非法运输木材及销售不存在这样的联系。而且，林业部门相关规定指出：三剩物 包括：采伐剩余物（指枝丫、树梢、树皮、树叶、树根及藤条、灌木等）。

况且，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也把公平公正看作是他们的恩赐，甚至要花钱买，是否公正要看钱多钱少。在此期间仙游县木材公司有木片户林某等人持仙游县木材公司从省内县外运输杉原木的原运输证向仙游县木材检验中心申办杉木片的检验《码单》。

考察发现，在错案冤案的法治系统内管理没有形成封闭环的情况下对司法机关枉法行为追究的法律规定是司法惯性 产生的催化剂，公民正义诉求难以实现是司法惯性 至今依然的关键原因。但上访山高皇帝远访民举步维艰，上层有司法权的顾及部门面子或内部复杂关系，往往怕麻烦敷衍了事，甚至官官相护。

如是三剩物 的证据成立则蒋玉湖案之前已判刑的盗伐滥伐林木戴某等人、非法运输木材的司机和林业检查站张某等人均无罪。那么《码单》怎么来的？申办人林某证词：我们每次办证（是指办再次运输证）前都先到林业局木材检验中心开具一份检尺码单，交工本费1元每立方米木材检验费4.8元，但从来没有检尺员（即检验员）去检尺，码单上的树种和数量是凭运输证（指原运输证）开的（见控方3号卷114页）。而且，即使起诉需要移送的材料不充足，法院也不能拒绝开庭审判。我国司法制度虽然对枉法追诉、枉法裁判有明确的追究规定，但公民诉求渠道不畅通、效率低、成本高且纠正难。由于侦捕控合一，如本案检察长发话全院一盘棋就消解了侦捕控的互相监督，又加上检察院处于法律监督的特殊地位，法官在控辩双方的选择上更有可能向控方倾斜。而不是审核其客观真实性，即《码单》开具的客观事实是否为真则是现场检尺人员的责任，不是运输证办证员的责任。

另外，在福州人造板厂（即福人木业有限公司）收购上同样因证物不符，即杉木片再次运输证不能成为仙游县西苑案犯戴某杂木片的合法来源证明，福州人造板厂是在销赃。由于枉法追诉、枉法裁判的追究规定很难落实，导致错案冤案的法治系统内管理没有形成封闭环。

最后，还是由于被杀死的妻子突然出现，以及全国媒体高强度报道制造出的舆论压力才拯救了佘祥林。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2005年1月14日一审开庭，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如下：辩护人的基本观点是本案依法应当做出被告人蒋玉湖办证行为没有违法，且与西苑盗伐滥伐及非法运输木材以及销售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2006年3月25日因上北京申诉成本太高，所以用邮政特快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提起申诉。

（3）公诉机关把《码单》的法律真实性和客观真实性混为一谈导致责任张冠李戴。该站办证员有三人，郑某负责办理检疫证、蒋玉湖负责办理采伐证、黄某负责办理运输证，具体工作既分工又合作。可见，蒋玉湖办证行为与仙游县西苑案犯戴某及其同伙盗伐滥伐林木、林某等人非法运输盗伐滥伐林木的犯罪活动得以持续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45份杉木片再次运输证事实上没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一位法官也告诉笔者，这样判已经很好了，换成别人会感谢法院的。

因而公民诉求渠道不畅通、效率低、成本高且纠正难的现实，使错案冤案的法治系统内管理没有形成封闭环，所以枉法追诉、枉法裁判的责任追究规定不但没有产生好的效果，反而为渊驱鱼助长了枉法行为。不知耗去多少精力，不知用去多少张A4稿纸至今仍无任何回复。

而且一旦把错的搞成对的侦捕控审便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又进一步强化了关关（官官）相护运行机制的利益基础。而是真实的利益使他们不能面对真相，否则自身难保。

②当事人玩忽职守的行为是否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于是，控方认为能把错的搞成对的就有恃无恐，因此能是敢知错不改的前提。

（1）办理再次运输证办证员的职责有哪些？根据闽林［2004］政函79号批复应根据《福建省森林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以及《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二十五条具体规定执行。有专家指出，检察院自侦的案件批捕权应交给法院。应该说办证员的职责已经界定非常清楚了。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 木材收购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没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合法来源证明的木材 的规定，福州人造板厂若凭蒋玉湖等人所办的再次运输证收购西苑盗伐木材是买赃行为，肯定是违法的。

它严重损害了公众对司法的信心，破坏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基础，正因为如此，我国司法机关近三年先后开展严厉打击国家工作人员侵犯人权的专项活动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 和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活动 ，应该说高层针对基层的实际问题做出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综上所述，一个冤案产生后会受到既判力规则的影响，很难重开诉讼，由于种种原因要纠正错案冤案总是存在很大的阻力。

这两种诉求渠道都需要当事人付出巨大的成本，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不仅要形成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社会意识，而且要不断强化公民的主体自觉性，使他们有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参与正义诉求的胆识和能力，以及理性实现正义诉求的行动。

首先，上访救济渠道效果不佳。送钱了这个政策拿来用，不送钱就是表现不好则可捕可不捕的捕，可诉可不诉的诉。